到晋察冀去

1938年8月，朱良才调任三分区政委(前任政委王平已调冀中军区任政委)。三分区要干部，朱良才通过政治部了解情况后，到聂司令员那里点名要我到三分区十一大队（团）当政委。聂司令员同意了，下命令后，我随朱良才政委到了三分区驻地——曲阳县下河镇。第二天，我便到十一大队任职去了。十一大队大队长唐子安，参谋长陈惠忠，政治主任邱先通(后为郝玉明、李荒），总支书记梁达三，特派员窦相初，供给主任谷子珍(后为庞占双)，卫生队长王维汉。一营营长何向荣，政治教导员佟磊，二营营长李金才，政治教导员赵乃禾，三营营长周金标，政治教导员耿毓桂。我刚刚到任，1938年的秋季反“扫荡”就开始了。

刘家马战斗

刘家马战斗发生于1938年10月初。日军这一路有400余人（当时还没有伪军)，向根据地发动第一次“扫荡”，曲阳城被敌占领。接着，日军向下河进发。

分区首长决心以三个大队的主要兵力侧击敌人，以十一大队一营附团重机枪连于刘家马正面阻击敌人，目的是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。

十一大队一营和团重机枪连在刘家马村南占领阵地。二、三营在村东沟内向敌人侧翼突击，配合十、十二大队打击敌人。分区司令员陈漫远、政委朱良才等首长和司令部一部分参谋，在分区警卫连掩护下，在刘家马村北的一片坟地里建立了分区指挥所。

敌人首先集中炮火轰击，尔后向一营阵地猛攻。一营长何向荣牺牲了，部队一时失去指挥，阵地被敌人占领。我见一营阵地打得很激烈，和警卫员很快赶到那里。一看，部队已经向西撤走了。我与敌人碰了个对面(只有几米远)。敌人见我们只有两个人，便大叫“捉活的”。

正在这时，一连的一个班从左边下来接应我，与敌人打上了。我指挥这个班抗击敌人，叫他们边打边撤，一条街、一个巷地抗击。我跑步到村北坟地，将情况报告分区首长，让他们赶快撤离，由我指挥分区警卫连，据守在这块有利地形上。

集中火力压制向我射击的敌人，掩护指挥所撤退。司令员陈漫远刚上马，就负了轻伤，子弹打伤了他的耳朵。我们掩护分区首长撤到后面山背后，才指挥警卫连分批撤出阵地。

刘家马战斗前两天我刚刚到职，对部队情况还不很了解。这个部队是1937年才组建的，又没有红军老部队的骨干，遇到干部伤亡，部队就沉不住气。那一天要不是我及时报告情况和指挥掩护撤退，情况就会更危险。

钢铁的队伍无一不是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。十一大队（在）刘家马战斗后马上投入王林口伏击战。阜平之敌300余人，附骡马百余匹，经王快向曲阳运送物资，我大队在王林口占领有利地形伏击敌人，毙伤敌百余人，缴获枪械30余支、骡马50余匹和大批其它军用物资。这一次打得英勇、漂亮，军区的抗敌报连续予以报道。

深入我根据地的日军，因为运输线屡屡被我切断，惶恐不安，不得不从占领的阜平、王快等城镇撤出，秋季“扫荡”也就从此收场了。

破击战

1939年7月，我到三分区游击一支队任政委。一支队是1938年9月组建的，支队长赵国泰，参谋长陈惠忠，政治处主任李济寰。支队下设五个大队，每个大队下属四个中队（连）。一大队（定北大队）大队长宋维藩，政委李济寰（兼）；二大队（曲阳大队）大队长牛中仓，政委荀昌五；三大队（新乐大队）大队长郭树林，政委刘凯；四大队（行唐大队）大队长与政委的名字记不清了；五大队（定南大队)大队长甄凤山，政委姓陈。支队部直属分队有：特务连、通讯连、侦察连、电台、卫生队等。支队部驻唐县西大洋。

三分区主力部队，除了二团、骑兵团外，就是游击一、二支队了。一支队活动地域在定北、曲阳、行唐、新乐、定南一带。主要任务：一是开展地区性抗日游击战争，巩固扩大游击区，困扰和牵制敌人，伺机消灭敌人；同时领导和指挥县、区游击队、民兵及当地群众，破坏敌人铁路、公路及通讯设施，进行化装侦察，获取敌人情报等。二是配合地方政府开展工作。组织、宣传、发动人民群众，打击、分化、瓦解敌伪汗奸，摧毁“维持会”等伪政权组织。三是沟通冀西同冀中两个根据地的交通，护送我方过往人员及物资安全通过平汉铁路(一条路线在定北县清风店附近，另一条路线在寨西店车站至新乐车站之间）。四是配合主力部队在本地区作战。

1939年11月初，为了配合一分区黄土岭战斗，我和赵国泰率部队在平汉铁路寨西店至定县之间展开破袭战。破坏铁路10余公里，收割电线5000余斤。同时袭击了定县、寨西店火车站，歼灭日军20余人，俘掳伪警备队30余人，活捉汉奸20余人。缴获日军机枪一挺，步枪40余支，手枪5支。

1940年1月4日，军区下达整编游击军命令。命令说“令游击军全部于元月六日集结管家佐完毕”；“并由三分区调拨800人部队补充之”。游击军是原冀东22县伪保安队反正后组建的。为了尽快提高这支部队的素质，上级决定调一些部队与他们混编。根据指示，支队长赵国泰带一支队6个连约800人，编入游击军(后改编为三分区四十一、四十二团）。赵国泰任游击军政委。一支队人员大减，但随即进行了补充，并由赵复兴接任支队长。

1940年8月，八路军于华北敌后发动了“百团大战”。以115个团的兵力，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，向正太、同蒲、平汉、津浦、北宁、平绥、德石等铁路交通线上的日伪军及沿线两侧据点发动进攻。8月间，由我和赵复兴同志率一支队，并指挥定北、曲阳、新乐三个县的地方游击队以及1万多人民群众参加了“百团大战”。在北起王京车站，南至新乐，包括清风店、定县、寨西店火车站在内的平汉铁路线上，以及在定县至曲阳的公路上同时展开破击。这次破击战，前后持续达一个多月，共破坏铁路40余里，收割电线1万多斤。对王京、定县北关、寨西店、新乐等车站敌人据点进行了连续袭击，击毙及俘掳日伪军100余人，缴获各种枪支80余支。捣毁了车站“维持会”，并活捉汉奸100余人。在此期间，我们还多次挫败了敌人抓夫重新修复铁路、公路的阴谋，使此段铁路及曲阳至定县的公路久久不能通车，陷于瘫痪状态。

9月间，我调往六团任政委（后林茂源接任）。六团团长季光顺(后为李湘、肖思明），副团长谢国仪、参谋长胡克仁，政治部主任尚英。一营营长张金兰（后为吴伟、刘德才），政治教导员张家湾。二营营长王钧（后为罗肖文)，政治教导员罗永祥。三营营长吴伟（后为钟茂华)，政治教导员刘一山。

作者简介：

 1、此文节选自《我的回忆》一书，杜文达著。

 2、杜文达（1914-1995）,江西省吉安县人。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，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至五次反“围剿”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、西征战役，先后两次负伤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科长，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十一大队政委、游击一支队政委，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六团政委，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六区队区队长，冀中军区七分区副司令员。参加了百团大战，党（城）阜（平)战役，参加了晋察冀军区从1938年至1943年每年的反“扫荡”。指挥了安平饶阳战役、韩村铺战斗，并乘胜解放了安平、饶阳两县城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任冀中十一分区司令员，晋察冀军区独九旅旅长，华北军区二O六师师长，保定警备司令员。参加了张家口、绥远战役，组织指挥了胜芳保卫战，参加了保北战役、正太战役、清风店战役、解放石家庄和保定战役、平津战役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任河北省军区参谋长，六十六军第一副军长、代军长、军长，天津警备司令员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、顾问，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。

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，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，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曲阳县委党史办供稿